【建设】 生态博物馆与乡村旅游

栏目:朗恩动态 发布时间:201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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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博物馆思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而在十余年后的1997年,中、挪合作创办的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贵州诞生。之后,一批生态博物馆在贵州、内蒙古、广西等省区相继建立。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批学者、行政官员和观光游客,或为学术研究,或为施政调研,或为休闲消遣,纷纷走入了这些原本朴质的山寨或村镇。这些身份不同、目的各异的“旅游者”的闯入,是也,非也?利也,弊也?由于观照视角的不同,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见仁见智,难以定论。
 
一、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固守祖地,风土人情自成体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行为方式依然带有明显的耕牧文化印痕。显然,他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所在,还未做好应对大批量游客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因而在面对不期而至的形形色色、态度有别的游客时,往往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游客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尺度、审美偏好和思维逻辑去审视或观赏其所造访的生态博物馆,至于其言其行可能会给那些民族带来何种影响,则很少深长思之。事实上,造访者所展现出的行为方式,始终受到当地居民的密切关注,后者在比较和判断中,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并正确选择、模仿前者的现代生活方式。由此而致的负面影响是:原本纯朴的民风日渐市侩化,众多文化事项日益普遍的商品化,而不当开发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则泯灭了文化的多样性,等等。
从十余年来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乡村旅游的适度开发,不但无害于生态博物馆特质的保存,而且还应成为其良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从学理层面看,保护与展示同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
 
展示的目的在于通过吸引大众前来参观而传播文化理念,唤醒审美意识,提高人文素养,从而实现博物馆的自身价值。应该明确,生态博物馆也只是诸多博物馆类型中的一种,展示依然是实现其职能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同时,发展旨在吸引生态博物馆观众的旅游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题中之意了。
 
2、从国际经验看,西方生态博物馆事业始终与旅游业相辅相成
 
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学家戴瓦兰和里维埃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理念,认为博物馆应该走向民间,而不应是中央集权下的产物。于是,一大批扎根民间的生态博物馆在西方诞生了。以英国为例,其境内点缀着一系列以自然、人文与工业景观为基础的生态博物馆,整个国家宛若一个大型的博物馆群。这种状况决定了其生态博物馆必然是开放性的,随时准备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由此可见,欧洲生态博物馆并不拒绝游人的造访,而是向游客主动、开放地展开双臂。我们认为,虽然中西国情的确存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在那些必然要经历现代化变革的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倡导树立文化保护意识,并将鲜活生动、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展示给世界。
 
3、从社会发展需求看,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生存环境与西方截然不同
 
中国生态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村寨普遍存在脱贫致富的急迫问题,这种生存环境与西方截然不同。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应一味地仰赖于政府救济,而应尽快培育其自身发展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儒家创始人梁漱溟就曾用老根发新芽来喻示中国文化转变的根本路径。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因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做好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工作。这种认识也启示我们,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维系过程中,加强保护以避免丧失其民族特色固然重要,但在保护的同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换同样也很重要。因而,适度发展旅游事业,力使这些地区保持开放的态势,必将有益于激发其创造活力,真正实现生态博物馆的良性发展。
所谓可持续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在不威胁后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区何其封闭、落后,任何人都无由剥夺其迈向现代化的正当权利。有鉴于此,中国生态博物馆鼓励社区开发旅游业,以期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设法使馆区村民明白,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上,从而使民族文化在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得到自觉保护。
 
二、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旅游开发与乡村经济文化发展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作用问题,目前社会各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就本质而言,这一问题关乎如何处理好生态博物馆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毋庸讳言,旅游业的开发给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区的文化遗产保存提出了新的问题。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封闭的、无视居民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应该被摒弃。为此,我们主张以一种理性的标准来评估旅游开发对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
 
1、促进了地方民族文化的保护、建设和传承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缓解了地方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增强了农民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从而促进了地方民族文化的保护、建设和传承。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所在地均为扶贫开发的重点村寨。如2004年,梭嘎获得30余个扶贫资金项目。目前启动的扶贫项目,无论是用于村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用于村寨的教育科技培训,抑或是致力于组织当地闲散劳力进行劳务输出,其理论预设都是把村民当作生存能力低下的弱势群体,而将乡村文化视为导致地域落后的低等文化。可以想见,在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氛围中,那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弱势群体,当其遭遇那些自认为发展水平与世界保持一致的强势群体时,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自愧弗如或自惭形秽,从而产生自卑情结,对自己所拥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失去信心,甚或转而批判并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
在生态博物馆理念下所倡导的文化旅游中,当地居民起初并未自觉意识到本族文化的价值所在,但久而久之,他们会通过游客这面镜子来观照和重估本民族文化,并发现和肯认其特有价值,从而产生保护和传承的内驱力。镇山和陇嘎寨等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居民观念的转变,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镇山人自觉改建了与原建筑风貌不相协调的新建筑,恢复了消失近20年的传统接待礼仪,复苏了濒临失传的石板画与簸箕画等传统工艺,而青年人也开始主动向老年人学习布依族语言。作为梭嘎生态博物馆的信息中心所在地,陇嘎寨的观光游客相对较多。
毋庸讳言,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些变化是利益驱动的结果。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上述情况表明了村民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生存能力的增强,标志着其文化经济概念的形成。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从而树立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是生态博物馆一个必然且无可非议的逻辑发展过程。
 
2、提升当地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生态博物馆的运营,因其开放性而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展示,增进了外界对那些“藏在深山”但独具特色的当地文化的了解,从而提升了当地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中国生态博物馆大多位于较为封闭的村寨中,当地人借助于世代创造和口耳相传的文化体系自娱自乐,寄托情感。这样的景况,一方面使其文化特质得以完整保存,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绝少与外界交流,也就罕有向外界展示的机会。而生态博物馆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它们的建立,既是为了保护和发展当地民族文化,也是为了将其更好地展示给世人。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在梭嘎建立时,即是将其“作为一个参观中心”,“作为一个社会服务场所,提供餐饮、会议室等社会服务”。之后,广西的三座生态博物馆更是把贵州生态博物馆的资料信息中心改为展览中心,以凸显其展示意义。
生态博物馆的对外开放及其展示活动,使游客了解了当地留存的风俗习惯和道德风尚,认识了农村文化所蕴含的特有价值。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和生存环境,他们在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这也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根源和优势所在。不同文化的激荡和融通,可以使人们以比较的视野多维地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彼此真诚地欣赏和交流文化观念,从而使不同族群的人们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谐相处。这对提升久被忽略的农村文化价值,进而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保护热情,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提升当地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世间并不存在所谓纯而又纯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都有赖于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和融合。而生态博物馆的运营和开发,使当地居民接触和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养分,增强了自身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活力。所以,我们要理性对待原生态地区社会文化的适度发展和变化。
关于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苏东海先生在中国生态博物馆初创时期强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不会各自纯粹地延续下去,都有一个融合,从历史上看,凡是融合了,就会有新的文明产生。中国生态博物馆不是被动、消极地实施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而是主张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适度开发旅游事业,以期促进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在动态的保护和传承中增强活力、生生不息。
当然,所谓生态博物馆所在地民俗文化急速“消失”的忧虑亦非空穴来风。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化,一些村寨的文化习俗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本地的年长村民们扼腕长叹,而外界的批评和指责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如何认识这一问题?陇嘎村村长的表白可谓深中肯綮。关于建筑风格的改变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允许寨民们修筑新式住宅,那他们就无法防治由漏雨和人畜混居而致的传染性疾病。有鉴于此,中国生态博物馆并不主张冻结村民的生活方式,而是倡导在少量标本式保护的前提下,由社区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走向,同时,着力培养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理念,引导他们认识“哪些东西的价值要被特别地加以重视,不要使它在变革中消失”,在发展中守护好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永葆自身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谨防世代创造的文化特性被淹没在现代文明的喧嚣之中。
 
4、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居民收入
 
文化保护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力量的不断增强。而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旅游开发,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居民收入,从而使当地居民在安居乐业的同时,愿意和能够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多建于经济尚欠发达的民族村寨之中,因而,唤起村民在发展中保护与延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事实已经并仍将证明,发展文化旅游业是促进生态博物馆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并引导村民认识自身文化价值的有效途径。
1)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改变了民族村寨的职业结构
开发旅游后,镇山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大部分农户加入了旅游服务业。在隆里生态博物馆,虽然古城免费向公众开放,但其饮食业和纪念品开发等行业方兴未艾,日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梭嘎生态博物馆也积极开发文化产业,着力拓展蜡染和刺绣等工艺品市场,并已趋向作坊化和产业化。一些村民则以旅游业为主、农业为辅,成为旅游开发的新生力量。
2)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
20世纪80年代,镇山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1995年为600元左右。1999年被列为中国第一批露天博物馆并向游客开放后,每年到此旅游的人数达10万余人次,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元,远远高出了邻寨。特别是经营农家乐餐饮的农户,年收入多则十几万元,少则数万元,成为文化旅游业的真正受益者。2004年,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建馆当年即组建旅游公司,加大开发力度,旅游创收占到乡财政收入的 2%。而陇嘎建立生态博物馆之后的人均年收入,也很快由三、四百元提高到了一千多元。与之相应,交通、饮水及居住等各种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
3)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提高了寨民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和能力
贵州4座生态博物馆相继建成和开放后,旅游收入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多村民已能认识到,自然环境、民居建筑、生产生活、工艺技术、风俗习惯、音乐舞蹈和民文学等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贵遗产。而生态博物馆建立后,隆里村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转变。过去总想着拆旧房建新房,现在却自发地出资修缮被毁坏的建筑,设法复原此前拆除并改作他用的老房屋,一些人还仿照老式建筑风格对新建房舍进行改造。此外,村民们还自发组织了义务消防队,在耕作之余,轮流值勤提醒大家防火。
 
三、对生态博物馆旅游开发的建议
 
1、建立健全的管理机构
 
该机构应该在“保护与开发兼顾,开发无损于保护”的原则下,统筹生态博物馆旅游开发的规划和指导工作,并对其整个运营过程实施切实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及时纠正和解决其可能出现的偏失和问题。
 
2、提高村民的旅游开发素质
 
要通过教育、培训、示范等多种途径,积极引导馆区居民树立正确的旅游开发观念,增强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充分认识馆区文化的潜在价值,切实知晓文化多样性保护、旅游业兴衰及其自身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努力提高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积极性,以馆区主体的姿态积极致力于文化旅游的开发。
 
3、有序竞争,和谐发展
 
旅游开发中出现的无序或恶性竞争,往往会引发过度开发、资源浪费和矛盾纠纷等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而制约生态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对此,要通过法律、行政、行业规范和民间协商等多种手段,合理分配和利用旅游资源,引导馆区居民文明接待、有序竞争、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借鉴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实践经验,适度开发旅游资源,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培植其文化保护的物质和精神能力,是促使生态博物馆健康运行,从而实现区域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致谢:作者侯春燕,同时感谢读道创意微信平台对本文的编辑和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