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看北京——聊聊我们的城市
栏目：朗恩动态
发布时间：201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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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记者，从1991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写建筑的记者。从1991年到2004年在新华社的北京分社工作，2004年以后，到了新华社的《瞭望新闻周刊》。在北京分社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报道北京规划方面的问题，后来写了《城记》这本书。写《城记》这本书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我刚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见证了中国这一轮的快速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就是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这才有了土地财政——当然这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的。北京市才开始了对王府井、西单等老城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拆改。这时中央也刚刚批准了新的首都规划，第一次用一章来论述旧城保护，提出要控制高度。
但紧接着就是王府井的改造，大家都知道的东方广场项目，李嘉诚先生要从东单到王府井盖一栋七八十米高的房子，最初是一个恰当的设计，但这个地方首都规划只允许盖30米，但他认为不改到七八十米就没有钱赚。是不是按照规划他就真的没有钱赚？我这个时候就开始调查，1995年1月调查报告在《瞭望周刊》上登出来，之后的几个月我特别难熬，那时候我在新华社还是个菜鸟，就和陈希同这样的政治局委员掰手腕——但没想到他在4月份出了问题。
在做这些调查的时候，别人就和我讲起梁思成的故事，他和陈占祥做的方案。陈占祥曾经这样批评拆城墙：“你们不就是怕学生吗？如果城墙还在，城门一关，他们不就进不来了。”我就很好奇以前那些事儿是怎么来的。
好多人都在说梁思成、陈占祥的方案，但我还真找不到一本书，能够很系统地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但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工作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当记者的，最困难的不是你没有出现在现场，而是你出现在现场时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因此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背景搞清楚，看了很多建筑史方面的书也没有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后来我就想自己来做这件事。城墙为什么会拆？好多人说是毛主席批准的，我就特想去采访毛主席，当然这不可能了，我就给毛主席的秘书写信想采访他们，还有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就这样慢慢进入了这个世界，也逐渐能对眼前的工作进行判断了。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这么开始的。
《城记》这本书写完，正是我在新华社工作满十年的时候。写完以后我就特别觉得北京的规划有问题，50年代毛泽东就确定北京要发展成为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但为什么是1000万人口，毛主席没有说——因为他是个诗人，就跟人民大会堂要装一万人，为什么一万人他也没说，天安门广场要有40万人，也没说为什么。那1000万人口的城市应该怎么布局？应该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应该平衡地发展。我曾经和朋友探讨，即便这里没有老城，没有故宫，就是片空地，要搞1000万人口的城市，单中心也有很大的问题。
写完《城记》，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南小街要拆，很伤心，这时有个领导跟我说，要修改规划了。我就傻呵呵地乐醒了，一看，原来是个梦。所以就决定要做个调查报告，奥运会申办成功了，2800个亿要投下来。如果是个单中心的城市结构，2800亿会毁灭故宫周边的历史环境，那么新北京也被毁掉了，因为负担太重，会得严重的心脏病。
2002年4月，调查报告出来了。中央领导很重视，把北京市领导叫过去，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摊大饼式的规划应该调整。结果北京市领导回到办公室就把我的调查报告扔到地上，组织了对我的围剿，围剿了一个礼拜，我差点得抑郁症。这是我感觉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还好，规划后来还真的修改了。2005年1月份，国务院批准了。我为了捍卫这个规划继续地工作。但是捍卫的结果非常惨：皇城被大规模拆除，中南海在扩张；宣南是老北京文化的根，因为大规模的开发被抹掉了；最后把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也给干掉了。
其实2009年梁林故居就差点被拆掉，我写了文章希望不要拆，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是在北总布胡同的房子里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如果没有那些调查，恐怕中国人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再去做这些工作，应该感谢他们做的这些工作，这个地方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2009年拆除工作被暂时停下来，但最终还是被拆掉了。去年年初，我知道它终于被拆掉后，还拿着一本林徽因的诗集，到那里念了一首诗，哀悼一下。然后骑着车去了故宫，那天正下着雪，我拍了故宫的照片，后来做了我的书《拾年》的封面——苍天在上，故宫还在。当然，故宫也曾经差点被拆掉了，《拾年》这本书有当年要拆故宫的图。这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告诉我的，我听了吓坏了，这是开玩笑吧？后来我还真采访到了做这个方案的建筑师，他也很无奈，说领导压下来的任务，他就随便画画。所以现在每次看到故宫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好起来，毕竟故宫还没有拆掉。
我在北京城里，常常拿着乾隆图挨个去找图中那些寺庙。回来之后就觉得很痛苦，很多老街区地方都被拆掉了。拆掉旧街区也意味着增加北京未来的负担，让更多的功能向心脏集中，被拆迁的老百姓只能跑到望京、回龙观、天通苑甚至通州去睡觉了。当年我曾经做个一个调查，希望CBD能够搬到望京去，因为那儿要建设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离空港又近，而国贸那边已经有很多七八十年代的建筑了。一定要把那些高层住宅干掉，把这些人逼到外面去，再让他们进城上班吗？
我每次做调查都要准备几套预案。我的手机一定要有一个待拨的电话，如果警察抓我，就把这个电话打出去。我跟一个忘年交的高层领导说好：“如果我被抓进去，你要把我捞出来。”调查前一天我要去踩点，设计好自行车摆在什么地方，可以据高拍几张照片，跳上车就可以跑。
我讲的开场白是想说一下我大学毕业以后所做的工作。《拾年》这本书出来以后，我的心情一直比较沮丧，因为过去十年来我这么有干劲，就是希望城市的发展方向能有所改观，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老北京也差不多快没了。下一个方向是什么？我也是带着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交流。
关于梁思成
北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在扩张和蔓延，到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绿化隔离带，几乎成了一张大饼。我现在关心未来十年北京会怎么变，会不会变成像洛杉矶那样的城市，为了开车便利，就开始围绕高速路组织自己的生活，在京津之间出现大量的商业中心，人们到那儿去找吃饭的地方、消费的地方，甚至上班的地方。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7%，有学者预计会达到80%，这样的话中国要造多少艘航空母舰去抢石油啊。美国的国防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洛杉矶那样的低密度蔓延的城市拖累了。中国会成为这样一种情况吗？
这是2003年清华大学的王南老师对老城区做的分析，其实现在里面的很多地方已经没了，比如宣南，比如中南海周边，比如南长街。
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特别幸福，也是特别痛苦的一对，他们的故居最后被扫荡掉了。50万块钱结帐。连国家文物局的领导都说，我们的法律有漏洞，最高只能罚50万。这说明没有视为犯罪，犯罪就不会罚50万就完事了。这是已经被列入必须保护名单的文物，最后以这么一种方式结束。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的心灵出了问题。
我之所以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当时自己确实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我的“一片爱国心”。我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开始上建筑史时，教授问起我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我难为情地回答：中国还没有建筑史。以后我就常想，这工作我应该去做，一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民族、国家，怎能对自己的古建筑一无所知？怎能没有一部建筑史呢？
—梁思成，《检查我的“爱国心”》，1968
我现在忙着写梁先生的传，包括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比如这篇《检查我的爱国心》。他写下的第一行字是：“我从小就认为我是如此狂热地爱着我的国家。”他为什么要写建筑史？他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老师问他，你们中国有没有建筑史？他很难为情地说没有，他就决定，我应该去做，中国怎么能没有一部建筑史呢？
梁思成晚年的时候很痛苦，好几次想过自杀。听说氢弹爆炸的时候，他说：“如果把我这样的人批倒批臭，就能有这样的好消息，帝国主义就不会侵略我们，那我干嘛不把自己批倒批臭呢？”他们那代人，是庚子前后出生的（1901年），从刚懂事起就知道这个国家要被人瓜分了，这是与生俱来的回忆。他们最好的朋友金岳霖在去世前也说过：“感谢中国共产党，瓜分的问题解决了。”——即使有他不喜欢的地方，但瓜分的问题解决了，“我也肝脑涂地”。梁思成同样出于这一点，才说出“千万只脚踏在我身上，我也要把我这一双踏上去。”
毛主席喜欢看烟囱，这个史料也是梁思成在检查中写出来的。他说，我要论证我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喜欢看烟囱，我就不能理解，中国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在城墙框框里发展工业呢？我所理想的，北京就像华盛顿和罗马那样，就是政治中心城市，文化城市，没有必要把工业都搞到这里来，就放在天津就好。”
我看到有人问，怎么看梁陈方案把政治中心放在北京的西面，这个北京市规划局也有相关评论，认为北京主要是要向东面发展，如果行政中心放在西面，穿城会有很大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他们那会儿可能认为北京就没有必要搞那么大，就是有个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加上火车总站，中间放个老城，就够了。
弗莱彻建筑之树，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刺激满大的。主干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哥特……直到美国的高层建筑。而中国就被放在角落里，没有发展和进化，好像比古希腊还原始。其实这张100年前的图在当时的含义是很丰富的，那个时候达尔文主义盛行的事情——近代西方传到中国的，更多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达尔文的声音，认为你们的民族没有进化，你们的建筑是“非历史之现象”。
落后就只配被殖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就对国联调查团说，“中国人是治理不了国家的，要靠我们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日本人已经把满铁附属地做出来了。他们把俄国人打败后，俄国人还不服气，认为在伟大的欧洲文明面前，日本人和中国人这些东方民族都是不行的。但看到他们把满铁附属地做好后就服气了，提出他们是平等的殖民伙伴。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国后在东北大学教书，我看过他们的回忆，在火车站，日本人和高丽棒子，拿着鞭子抽中国人。可见他们的亡国之痛是如此之深。
这是北京最早的一张全景图，是1860年菲力斯·比托在正阳门拍的。看到这样的照片，西方人就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就像1865年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说的：“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难道不是么？连两层的房子都没有。”但康熙皇帝看到欧洲的建筑画则说：“毋庸置疑，欧洲一定是个极小极可怜的国家，居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建设城市，而不得不在空中生活。”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观念上的冲突，我觉得也是一种有趣的对话。
1932年，林徽因写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当时她才28岁。开始论述中国建筑的特征。针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建筑是非历史的现象，她就论述说，西方建筑除了哥特式建筑之外，都是用墙来承重的，而中国建筑是用框架承重的，这和现代主义是高度吻合的。她和梁思成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建筑是能相通的。50年代苏联专家批“结构主义”，梁先生还说过，中国古代建筑就是结构主义，那些结构构件都摆在外面让你看，什么斗拱啊，梁啊，柱啊，都是。这也是促使他们做中国建筑调查的原因。
“在欧洲各派建筑中，除去最现代始盛行的钢架法，及钢筋水泥构架法外，唯有哥德式建筑，曾经用过构架原理”，但“始终未能如中国构架之彻底纯净”。
“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系建筑低劣幼稚。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1932年
快速制造的城市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公元582年创建
平面为横长举行，开十三座城门，城内赶到纵横各三条，称“大街”，总面积84平方公里，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前所建的最大城市。这座巨大的城市，一年基本建成。
规划师：宇文恺
隋洛阳城：公元605年创建
面积47平方公里，一年基本建成
规划师：宇文恺
中国建筑营造的方式。比如隋代的大兴城，也就是唐长安，84平方公里，一年就盖完。这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前最大的城市，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模数法，以间为单位，几个间组成一个房子，几个房子组成一个院子，然后组成巷，组成坊，组成城市。这种方法能够快速制造建筑，是真正的中华智慧。比如明堂，高80多米，只用10个月就盖完，用的也是模数法。而清朝是以斗口为单位。
模数法就像把音乐的旋律定下来，不会跑调，整个建筑很美，很舒服，这美也很有用，能够非常快地计算出建筑构件，迅速加工。所谓为什么古代建筑师明明是他做的建筑，他要说这是鲁班爷修的，不光是建筑师行业上的孝道，而是因为算例真的是把一些比例都规定好了。从小构件的比例推到整个建筑，最终的比例也像西方建筑那样是非常经典的1：2或者3：4之类的比例。古代建筑师在他们当时的技术环境下，做房子也跟我们今天一样，是要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舒适度，屋顶跟的空间配合，跟光线的配合，跟舒适度的配合都是有关系的。林徽因还在文章中提到，为什么屋顶是有反曲线的？是为了水能流得更远，保护柱础。
现代化建筑程式的基本原型
从最初刊行于公元1100年的建筑专著《营造法式》中可以确切得知，当时甚至是更早些时候，就把斗拱的拱的宽度确定为决定每个结构部件乃至整个建筑比例的度量单位。这一度量单位根据建筑的不同尺寸和功能分为一定数量的“尺寸”或“级别”。这一模数体系中设计中的应用使建筑师的工作大为简化。一些建筑构件可以在别处预制，然后建筑工地组装。当然，从今天的科学标注来看这一相当原始的建筑程式无法与今天的模件、预制、标准化和典型化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将其称之为现代化建筑程式的基本原型还是当之无愧的。
——梁思成，《中国建筑》
梁思成说：“这种模数体系在建筑中的使用使建筑师的工作大大简化。一些构件可以在别处预制，然后在建筑工地组装。”他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这套东西是和今天建筑师的工作完全吻合的。这跟新文化运动有关。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
胡适先生在《新思潮》中写道：“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认为“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必须要先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今天中国依然面对怎么整理国故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后来被中断了。这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楚，他们被抗战打断，然后是内战、极左。我们老说要创新，创新，但不整理国故，要怎么创新，才能再造文明？
1935年梁先生协助完成了中央博物院的方案，用的是华严寺的形式，很雄健的辽金风格，用混凝土做出来了。其实我认为做了这个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这么做了，我们今天把古人的东西整理好了，没有必要再做个这样的东西。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了佛光寺，在他晚年设计的鉴真和尚纪念堂里，他把他研究得到的唐代的东西放到了里面。我觉得梁先生的这两个设计很了不起，他真的是在整理国故这件事上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并且用他的作品表达出来，可惜没有给他机会去“再造文明”。
其实那时他和林徽因爆发的能量是很惊人的，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一共九年的时间来做这些工作。抗战逃亡时，他们贫病交加，费正清给他们带了一袋牛奶，那对于病重的林徽因真是救命的牛奶。其实他们要找点钱很容易，只要坐船到重庆给那些达官贵人做写方案也就有钱了，但他们仍然留在李庄做中国建筑师的工作。梁思成开玩笑说，我把我的派克笔当掉，红烧吃。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一年四季只能穿草鞋。他们那时已经准备殉国了，梁从诫问妈妈，如果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林徽因很平静地说：“我们家门口不就是长江吗？”梁从诫大哭，说妈妈不要我了。林徽因则说：“到那会儿我还真顾不了你了。”——林徽因是这样一位女性。
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已经不用多说了。在陈占祥先生绘制的规划图中，老城、中央行政区，还有个中央商务区（CBD），在他们之间是火车总车站。车站靠近CBD，会带来土地的增值，能够通过商务区的开发实现回报。结果陈先生被打成右派时的一个罪状就是要设立级差地租，建立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这本应是城市规划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其实国民政府时期做的南京首都计划，就是围绕火车站、商务区摆放的位置，土地增值怎么实现，引发了一场政治斗争。我们随后还要详细叙述这件事。
退而求其次
梁思成和陈占祥希望郊外的行政区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30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做的北大女生宿舍，就是现代派的风格。他们也是中国比较早这样做的。梁先生晚年写的检讨，说他主张用现代的手法来设计行政中心，但如果要把行政中心搬到故宫周围来，就要限制高度，不能超过30米，这样在景山上看过去，还能是一片绿海，但后来要盖高了，没办法只好扣上屋顶。陈登鳌先生做的地安门宿舍，就是这样做的。
梁先生后来介绍自己委曲求全的原因：“我觉得一个城市有它的调，就像交响乐一样，要把调定下来，必须考虑建筑整体的风格。”但这遭到毛泽东的反对，说这是“乌龟壳”、“道士帽”，他曾经说过：“用机器的就不能用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则成为卖国主义。”他最喜欢的是青岛和长春，而这种“西而古”的正是梁思成所批评的，他还说“我看大洋房就比小平房好”，后来对梁思成发起了一场批判。
那个时候逼着这些建筑师做检讨。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带着一个记者，陪着北京院的院长沈勃写了一个月的检讨。登出来之后彭真还特别不高兴：“你还说‘华而不实’，证明你没有把梁思成批倒！如果批倒，连‘华’都不能提。”因为梁思成对彭真说过一句话：“你在政治上比我先进50年，但是我在业务上比你先进50年。”彭真对此耿耿于怀，专门安排人把《营造法式》批倒，“不批倒《营造法式》，就批不倒梁思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梁思成，1950年代初
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梁思成，1967年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1960年代
1958年，单中心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完成；1963年，出台了故宫拆除方案。梁思成曾对彭真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50年后，恰恰是我当上记者，开始写北京的故事的时候。我整天调查北京为什么堵车，也写了许多愚昧的报道，歌颂立交桥，歌颂宽马路。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梁陈方案，幡然醒悟，它彻底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最重要的是要平衡地发展城市，每个区域的职业和居住应该是相对平衡的，减少交通量的发生。
交流环节
柴培根（一合中心主持建筑师）：您在《城记》里描述过，梁思成在1956年2月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做检讨，说“梁陈方案”的提出，是“由于我的思想感情中存留有浓厚的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您觉得这样一个检讨有多大程度是违心的说法？有多大程度是经过改造后认同了苏联专家的观点？
王军：这也是我在写《梁思成传》中必须要打开的问题，我想写成“两个梁思成的较量”：一个是作为学者的梁思成，一个是“需要被改造”的梁思成。“需要被改造”的梁思成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多大程度上是违心的？这个比例不好拿捏。我看到我们新华社1957年的一个内参，一个记者采访梁思成，梁先生对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骂得很凶。但这口气撒完之后，紧箍咒就又会被戴上。他在两个改造中挣扎：一个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一个是改造这个城市。这两条线在他前半生的体现，一个是救亡，一个是启蒙。“启蒙”是作为学者的梁思成的线索，“救亡”是需要被改造的梁思成的结果。梁思成说，他最初的愿望是当个士兵，拿着武器保卫国家。但他后来出了车祸，腿被摔坏了，也不够强壮，当兵的梦就破灭了。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爱国者。因为共产党解决了中国可能被列强瓜分的问题，。1951年，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他在《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去洗自己灵魂里面不干净的东西。
黄晓华（嘉德集团董事长）：其实王军先生的《城记》一书中记录了梁思成在1969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后的对文革工作组写的自述，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窃据了都市规划委员会的要职不久，就伙同右派分子陈占祥抛出那个以反对改建北京旧城为目的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妄图在复兴门、阜成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把旧北京城区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它刚刚出笼就被革命群众彻底粉碎了。于是，我就退一步把住审图这一关，蛮横专断地要送审单位在新建筑上加盖大屋顶。同时，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写文章，做报告，讲‘中国建筑’，顽固地鼓吹：（1）建筑是艺术；（2）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有‘民族形式’；（3）古代留下的‘文物建筑’必须尽可能照原样保存下来。”
——我引用这段话是想说，他在心里可能有什么疑惑吗？可他的行为是毫不疑惑的，只是为了能活到明天而不得不做的配合行为。在50年代，很多学者对新政权是有一定期望的，他们在学理上是自信的，但在政治上，天天处于人民群众的海洋中，他们是会怀疑自己的。到了60年代，他们已经看明白了一切。今天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下做事情，只有说这样的话才能过关，第二天才能有工作的权利。
于水山（美国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会唱一首儿歌《小燕子》，里面有一句“明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在那个年代的语境下，工厂被认为是美丽的，这和我们现在正好相反。这也可以作为王军先生说的毛泽东喜欢看到烟囱一事的小小注脚。
徐磊（一合中心主持建筑师）：我们回首过去，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是不可理喻的，但它就那样发生了。比如毛泽东对殖民地“西而古”的建筑风格的热爱，其实可能也来自于当时社会现状。我们现在看老北京城的照片，会觉得在图面上表现得很美好，但其实上那里面也存在着许多令人堪忧的生存状况，比如龙须沟，人们在感情上也会希望居住条件有所改变。这和我们对老北京的怀念的感情是不同的，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王军：这还是两个面上的问题。对于龙须沟状况的改变，梁先生也很高兴，还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歌颂这件事，觉得这是一个有力的政府。但他没有想到毛主席对中国传统文化是这样一种态度，当然这样的态度也不是凭空而来。我的一个朋友，是康有为的后人，在做语言学的研究，认为中国近现代暴力语言的历史来源——比如文革时的种种“打倒”，国民党的“党权高于一切”之类的，可能是30年代国文运动的后果，钱玄同演讲说要“打倒汉语！打倒汉字！”那个时候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植入自己心灵的“达尔文主义”。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是改写了人家的作品，赫胥黎说了达尔文主义适用于自然界，但在人类社会中是不适用的，弱肉强食不是人类社会的法理，应该有互敬互谅互爱之心。人类社会的逻辑是伦理学。但严复把这部分删掉，把达尔文主义加入社会学里，又加入很多自己的评论。甲午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好好整理自己的文化，就决定不要了。梁思成、林徽因为什么对中国文化有信心？他们可是拿着尺子一点点量出来的，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个文化是很强大，有生命力的。但很多人不这样想，一定要把它葬送掉。对于修缮古物，朱自清的观点和梁思成就不一样：“我们都是五四的过来人了，还至于这样吗？”那时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但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这样一种局面，整理国故这件事不能中断。
徐磊：您提到的胡适那句话特别好，整理国故要把国粹和国渣分清，这很重要。其中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标准？谁来定义，怎么定义，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周亚萌（一合中心建筑师）：对于旧城的保留，会不会只是文人或建筑师之类少数的专业人士一厢情愿的事情？比如我曾经在自己从小生活的前门珠宝市街一带调查，发现除了原有的居住者，还有一部分是因原居住者外迁把房子租给了外来人口，旧城区的生活条件很糟糕。居民想搬到楼房，但政府拆迁给的钱很少，我也有朋友在做北京的名城保护，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都很有激情，希望能做一番事业，但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在咱们的社会环境中，很多政策到了下面会和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变得非常复杂。上面拨一大笔钱做胡同的改造，到了下面就被一个建筑公司承包下来，得到的结果不见得好。自下而上的案例相对成功，但很少。会不会我们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只是想保留它，但怎么保留它，最后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王军：在我的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中，我也对前门地区做了调查。你刚才讲的情况确实跟我调查的情况很温和。那时每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只有8000多块钱，很多人的住房面积只有10平方米。一共十来万块钱住楼房也住不起，他们被困在这个地方，又有人要把他们轰走。1998年的住房改革没有惠及住平房中公房的老百姓。而现在产权、户口全部冻结，他们只能希望通过拆迁拿到补贴，应该还上住房改革的旧账。对于私有产权不应冻结，要修复产权的机制，恢复市场的交易，四合院的购买力非常强大，有钱人希望来买，但这个过程应该一点点发生。政府提供的公房也要有退出机制，目前有1/3的住户在外面已经有房了，退出后可以改善现在的居住场所，让低收入者能够获得更体面的生活。就怕只从物质形态上控制人的生活，要不把他们困在这儿，要不把人都轰走，没有其他的选择。保护老城实际上是要修复它以前的生长机制，这个机制在1949年后被中断了。
（致谢：作者中国建筑设计院一合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同时感谢《设计与研究》对本文的编辑和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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